8月7日，观察者网在北京就邓小平时代他参与的改革历程，以及如何理解邓小平留给我们的重要思想遗产，采访了经济学家华生。

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可能各有各的原因，但阶段性特征差不多，无非是 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既不能与发达国家在高端产品和服务上竞争，与低收入国家相比又失去了生产中低端产品和服务的比较优势，长期停留在中等收入区间甚至倒退。现在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经很高，贫富差距过大在四个方面影响经济增长：一是影响国内消费市场的需求，引起宏观供求失衡，累积经济危机。

三是促使财政再分配，扭曲作用减少一些人的工作努力和创业精神。相反，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无非是成功解决了这几个问题：及时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积重难返，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的旧常态转向创新驱动和消费驱动新常态需要脱胎换骨，不容易。进入专题： 新常态 中等收入陷阱 。政府效率低，腐败蔓延。

从增长模式转换这个核心来看，亟须改革的一个关键领域分配制度改革，即如何更好地分蛋糕的问题，应分两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国民收入在政府、企业和劳动者之间的分配。1991年前后受房地产泡沫破灭重创，1991—2012年期间增速进一步回落到年均0．86％。新京报：怎么才能管好呢？ 刘培林：除了要通过传统意义上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进行调控之外，我个人认为中国在迈入新常态的过程中有一个独特的任务，就是通过法治建设、深化改革和宏观调控措施，共同引导广大微观经济主体的预期，使得全社会形成关于新常态的正确认识。

当然，未来现实可能不像上述这样简单的推算那样演进。刘培林：其实大家对这个分类有些误解。如果在追赶周期的全过程中没有持续的改革和政策调整，将难以经历完整的追赶周期，或者是经济起飞难以冲到高速增长平台之上。早日丢掉对政府大力度宏观刺激的幻想，早日投入转型升级和技术创新的战斗。

在被列为青年经济学人系列报道采访对象后，记者7月中旬第一次打电话约采访。7月末，在北京市朝内大街225号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采访按照既定时间进行。

企业必须通过推动创新和转型升级，培育在较低增速的宏观环境下生存和获利的能力，早日丢掉对政府大力度宏观刺激的幻想。新京报：之前你在论文中也提到过，日韩是在追赶周期中比较成功的国家，拉美一些经济体的表现则较差。这样一个增速由低到高再降低的过程，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周期形态，可以称为追赶周期。这应该是经济增速换挡的题中之意。

刘培林在获悉采访需求后说到，自己的年龄已经到了45岁的上限（青年经济学人评选的年龄上限为45周岁），如果跟三十多岁的年轻经济学者们一起受访，显得装嫩，拍照也怕对不起观众。后发经济体在实现经济起飞之前，长期停留在低收入陷阱中，经济增速长期保持在低水平上。而随着中国与全球技术前沿距离日益缩小，低成本拷贝的空间缩小了，所以，增速会慢下来。  增速放缓源于与先进技术差距缩小 新京报：你曾在文中表示，后发经济体的追赶周期表象上是一个经济追赶过程，其实质则是一个技术和生产率的追赶过程。

但刘培林却自己根据经济热点和自己近期的研究，选取了七份资料，以帮助记者尽快理解关键概念。我个人的观察是，目前为止的现实情况似乎更支持第二种观点，即中国经济增速将放缓，经济结构也将发生重大变化。

此外，中国的经济结构的转折性变化，如服务业占比超过第二产业已经出现，所以中国经济增速将逐步放缓。研究的课题及项目包括新时期不同区域和行业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路径研究、我国近中期经济社会发展的特征、挑战与战略选择研究、制度创新与区域协调发展研究等。

不过，并非所有的后发经济体都成功地走完了这样一个追赶周期。第二，使得微观主体认识到，道路是曲折的。新京报：简单讲，可以将追赶周期形容为发展中国家在追赶发达国家的过程中，经济增速较长时间内的变化趋势？是不是所有发展中国家都必定经历这个周期？ 刘培林：对。而后发国家在启动经济追赶进程时，有前沿国家积累的大量知识可供低成本地拷贝。这个解释当然也不无道理，而且能够解释中国和其他仍然处于低收入阶段的经济体之间的绩效差距。但是在巴西，这一比重在发展初期时缓慢提升，但当人均GDP达到5000国际元（一种购买力平价指标）时，人均GDP收入几乎不增长了，社会福利支出占GDP的比重却继续快速提高。

再或者是高速增长平台走完之后，难以保持追赶态势，增长急剧滑坡，甚至出现收入水平的绝对倒退。中国人均GDP马上就到这个临界点了。

Q：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的众多改革中，你最关注哪一项？ A：财税、金融、土地、国企和社会保障体系，每一项都是很重大的改革。短期的宏观经济管理也很重要，如果管理得不好，容易出现泡沫和经济危机，进而导致我国偏离追赶周期的正常轨道，出现重大的挫折和反复。

在东亚国家，这个指标是随着人均GDP的水平提升而相应稳步提升的。不过，增长潜力与其释放节奏，是两个概念，就如同距离和速度之间的差别一样。

毕业后，一直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从事研究工作。2012年世界银行国别分类标准当中，高收入、上中等收入、下中等收入的下限的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分别为12615美元、4086美元和1035美元。创业兴国战略，是在初次分配领域形成合理收入分配关系的重要途径。摘要：后发经济体在经济发展方面遵循着追赶周期。

Q：评论认为，未来两年是上述改革推进的重要窗口期，你认为两年内，最有希望改变现状的一项改革是什么？ A：没有唯一的答案，取决于很多因素。新京报：下一步，中国的经济活动将面临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刘培林：日本、韩国等都经历了完整的追赶周期的几个阶段，包括起飞、高速增长平台期、增速下降再到稳定。

新京报：如果推进创业兴国这一政策，我们还有哪些不足？ 刘培林：创业兴国需要一套有效的制度体系和文化氛围。推动增长需要实施包容性发展的政策，充分激发每个社会成员的活力和创造力，给予所有人以公平参与竞争的机会，并保障竞争失败者的基本生活。

新京报：什么措施会让我们跑得顺利一点？快一点？ 刘培林：这涉及很多方面。理解了追赶周期，才能把握住追赶的基本规律。

所以，严格地说，追赶周期只是成功实现经济追赶的后发经济体所经历的轨迹。首先，需要鼓励创新、冒险，包容失败的社会氛围和教育理念，避免把企业家和创新者湮灭在摇篮里。说到周期，大家还会联想到其他周期形态，如为期4-5年的商业周期，为期10年左右的设备更新周期等。按照这个分类标准，人均国民收入要达到7万多人民币才算跨入高收入门槛。

或者是高速增长平台的中途跌落。非洲等低收入国家之所以增速不高，是因为没有通过制度改革启动技术追赶进程。

如果不能建立促进产业创新和技术持续升级的体制，我们的追赶潜力就无法释放。来源:新京报 进入专题： 经济结构 。

后发经济体实际的追赶进程，是这些短周期和追赶周期的叠加这无疑增加了宏观决策时更多考虑就业时的难度。